党员理论学习内容2024 篇22
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问题是大学从内里发生糜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等，一律由行政官员主导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或者向权力本身献媚的竞赛”。教授和教育家被边缘化，大学的机体和灵魂就像烂苹果一样从内向外发生病变。大学教师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迅速改变。20多年前，一位教师被认为不适合教书或者学术前景不佳而被劝改行搞行政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他会觉得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到后来则变得十分荣耀而成为一种主动积极的人生追求。因为他切实地看到当行政干部的好处，他可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他有权管老师、管教授，甚至年轻的科长、处长也可以“很自然地”训斥老教授。大学行政化的过程，是教授的主体地位丧失并蜕变为被统治者的过程。
大学行政权力是怎样获得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力量的呢?除了行政权力来源于政府的授受外，还在于大学行政权力实际上是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威的叠加。在大学，谁都知道“教授”名头是个好东西，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因此不少行政干部都要想方设法弄一顶教授帽子戴在头上。教授帽代表荣誉，是名;官帽代表权力，是利。教授帽和官帽兼得，那才叫名利双收。于是行政官员便可以占尽所有。他有的，教师没有;教师有的，他全都有。他既是行政领导，也是由此可见，“大学行政化”的一个对应伴生现象是行政管理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这种情形甚至延伸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结果导致教授学衔泛滥，越来越贬值。因此与“大学行政化”相并的另一个弊端是行政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所导致的教授价值的稀释、矮化以及大学管理服务和教学科研职能的混同。在当今中国，“教授的滥化”不仅导致这一特定职称严重的的价值缩水，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教授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使之更加远离了大学的主导席位，助长了“大学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首先是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是改革大学内部的治理模式，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让“教授”职称回归其本原意义。在大学内部，教师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教授的地位要切实复归，学术的价值要高过行政权力的价值;校长是教师和教授会遴选出来的，处长、科长等行政岗位完全是一种分工和选择，不再是一种被争夺的异化的权利，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甚至如境外某些学校一样要轮职，就像学生轮流值日扫地一样，而学术的价值则是大学最高的也是永恒的追求。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去行政化”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一场脱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单纯教育改革，很难获得成功。(人民政协报)
“何为好大学”要让专业评价说了算
熊丙奇
不少大学喜欢用校园面积、学生规模、论文数、成果数、经费数来标榜自己的“实力”，而“大学要大气”“大学要有大爱”，“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等话语近年来在大学出现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之后均反复提及，这些都表明教育界还未形成“何为好大学”的基本共识。
评估泛滥和造假，根源在于管评办不分，在政绩和利益的纠缠中发生变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关于大学评价方面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这是关于大学评价制度改革的创新与突破。众所周知，如何对大学进行评价、评估，是一个令公众关注的话题。上一轮为期五年的本科教学评估，虽然在促进高校改善办学条件、重视本科教育质量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评估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问题，评估组织和评估形式，曾经饱受质疑。对此，教育部也有明确认识，20__年4月，在教育部召开的“规范评估工作提高评估质量”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高校教学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